六四屠殺后的中國：要錢可以，要思想不行

林培瑞 (Perry Link)

 David Turnley/Corbis

1989年5月，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示威者與士兵

「六四屠殺」一直沒有被遺忘。到今年六月，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及周邊地區的屠殺已經過去二十五年了，親歷者及死難者的親友不會忘，那些曾經站在且現在仍然站在屠殺者一邊的人也不會忘。鄧小平，這個下令向成千上萬為民主和平抗議的人們開槍的人已經死去。然而，在這個屠殺民眾的政權中或是與這個政權有利益關係的人卻對這場屠殺的記憶一直保持高度警覺。

當然，他們不會將這種警覺表達出來；他們一直壓制對六四屠殺的記憶。他們派便衣跟蹤、監控那些曾公開談論六四屠殺的人；他們養著幾十萬網絡監督員，這些網絡監督員的任務之一便是從網站、郵件里清除任何與六四相關的內容。每年到六月四號這個「敏感日」，他們會派幾十名或穿警服或著便衣的警察在天安門廣場四周守衛，以防「作亂分子」進行任何紀念活動。他們給的官方辭令是「中國人民早已對這場反革命暴亂做出了正確的歷史裁決。」如果中國當局真的相信所謂的「中國人民」認為屠殺有理，那麼它應當在六月四號那天開放天安門廣場讓民眾彙聚一處，一齊痛斥「反革命暴亂分子」。可是它沒有這樣做，這個事實能告訴我們他們心裡真正想的是什麼。

當年中國政府大開殺戒並非意外，它是經過精心謀算之後的決定，從當時以及現在的當局者看來這都是一個「正確決定」。從《六四真相》中我們知道，在1989年的春天，中共最高層已意識到自己面臨生死存亡的命運。當時席捲全國的抗議運動（不僅在北京，各省省會城市的人民都走上街頭進行抗議）令當時的中國國家副主席王震，總理李鵬以及最高決策圈中其他成員得出結論：中共政權岌岌可危。

「清場」本可用催淚彈、高壓水槍或者木棒。（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門廣場由於人們對文革不滿而爆發的另一場示威活動中，當局者選擇的清場工具便是木棒。清場後來也完成了，死傷的人數較少。）之所以1989年沒有用木棒而是開出坦克，架起機槍是因為當局者希望借此震懾人民，不僅是對全國，也是對將來的反對者產生威懾作用。這的確奏效了，全國三十多個省會城市為爭取民主而進行抗爭的民眾被嚇退了。這之後很多年，中國人也的確時時被提醒「你們最好規規矩矩的，否則就沒好果子吃！」製造屠殺的根本目的便是維持并延續中共的統治，這，當然也實現了。

然而，命令軍隊鎮壓人民嚴重損毀了中共政權的形象。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大多數中國人都接受了「為人民服務」這一共產主義口號背後的理想，這種理想賦予了中共及其統治階層某種「合法性」（借用一個政治學術語）。文革中毛主義所製造的災難使該「合法性」大大受損，但1976年毛死後一直到八十年代，許多中國人對中共滿懷希望，認為中國可以在其領導下走向美好明天。（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不對中共抱有希望又能對什麼抱希望呢？）但隨後六四屠殺讓這個希望徹底破碎。用當年的學生領袖易丹軒（他因為89年在廣州組織和平示威被捕，現在流亡海外）的話說，「隨著六四槍聲響起，政府一直以來所編織的謊言與偽裝也被徹底戳穿。」易丹軒現在認為對於中共而言，保住權力從來是它唯一的目標。

最高層的那些人肯定想，現在不能再從社會主義理想中獲得「合法性」，那能去哪裡獲得呢？屠殺之後沒過幾周，鄧小平宣佈中國需要接受「教育」。大學生被逼著參加各種活動接受教育，「坦白」自己離經叛道的思想，譴責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徒」。這些都還是很淺顯的方式。鄧的長期工程是要通過激起中國人的民族主義來「教育」他們，這一方式收效甚好。不論在教科書、博物館還是所有官方媒體，「黨」和「國」被糅合在一起，愛國主義則是要去熱愛「黨」與「國」的合體。中國舉辦2008年奧運會是「黨的偉大勝利」。外國對北京政府的批評不再是「反共」，而是「反華」。中國與日本、美國以及台灣、西藏的所謂「分裂勢力」之前與現在的矛盾、衝突都統統被誇大，藉此證明需要在「反華勢力」與敬愛的黨國之間劃清界限。這一切令中共政權在「教育」民眾上取得成功，民族主義成為了其重獲合法性的工具之一。

另外便是通過錢，掙錢，致富，炫富慢慢成了人們追求的全部。（有關社會主義理想的語言還在用，但只是用來粉飾現實而已。）許多人的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方分析家正確地指出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鞏固了1989年之後的中共政權。可這些分析家重複中共號稱自己“讓億萬中國人脫貧”的話就錯了。

中國經濟的繁榮是這麼來的：毛時期的中國人生活的幾乎全部方面（除了最平常的方面）都不自由。1976年毛死了以後情況開始有了變化，1989年屠殺之後變化則更明顯，鄧小平放鬆了管控，他給中國人傳遞的信息基本是這樣的：在政治、宗教以及與“思想”有關的事情上他們仍受到嚴密控制，但在掙錢上面他們可以放開手腳。中國人也便這麼去做了。對于任何人而言，如果他只能在一件事上去發揮自己的能力，他都會這麼去做。中國人工作地很辛苦，他们的報酬低，工時長，他們沒有工會，沒有工人賠償法律，沒有新聞自由和獨立法院的保護，他們在自己所工作的城市甚至沒有合法地位。這樣的中國人有數億，他們就如此年復一年地工作。這麼多人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創造出巨大財富真的是一件怪事嗎？中國能夠取得經濟上繁榮之細節肯定比我在這裡的描述複雜許多，但它不是一件多麼神秘的事情，更不是“奇蹟”。

1985年鄧小平開始講“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部份人的確富起來了，先富起來的人幾乎總是那些跟政府有關係的人。有權力意味著有資源，也意味著可以更好地行賄受賄，於是這些有權力的人的財富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急遽上升。中國的收入不平等迅速擴大，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僅僅低於非洲和南美的一些欠發達國家的水平。在中國流行的口頭文化里（后來在網絡上），人們用各種笑話、小曲、順口溜表達對權力階層所擁有財富以及人们认为他們獲得財富的不義手段的強烈憤恨。但是這些觀點與其他對公民價值的自由討論一樣不能在官方媒體出現，過去如此，現在依舊如此；在這樣的一種討論中不可避免會提到平等、民主、憲政、不被官方認可的宗教以及其他話題，圍繞這些話題進行的討論會受到監控，經常的情況是不允許談論這些話題。

天安門大屠殺如同有自己的意願一般，它回到當下，一一戳穿中共政權統治合法性的說辭。1989年中共政權徹底地毀掉了“社會主義理想”這個說辭；屠殺發生之後，鄧小平轉而用民族主義替代“社會主義理想”，強調中共與人民爲一體，但人們無法忘記，正是這個黨架起機槍屠殺人民。所以中共政權仍然需要把與大屠殺相關的記憶視爲最需要清除的思想之一。爲達此目的，它軟硬兼施。“硬”的手段包括警告、威脅，“冥頑不靈者”會被沒收電腦、手機，不予辦理護照，他們還會丟掉工作，銀行賬戶會被凍結；真正的“頑固分子”則面臨軟禁或拘捕的命運。“軟”的手段包括請喝茶，有關部門人員會微笑地提醒你，不再談論有關屠殺的事情能你生活地更好，他們會建議你現在調整還不遲，告訴你誰誰這麽做以後物質生活更好了；他們還會給你吃的，讓你出去玩，給你工作機會，還會給你錢（如果你向他們舉報其他人則能拿到更多錢）；最後會忠告你最好不要將這個友好的喝茶談話的內容透露給其他人。

Gianni Giansanti/Sygma/Corbis

1992年5月在天安門廣場的意大利時裝設計師華倫天奴

“軟”策略在當前瀰漫著發財致富和物質主義文化的中國社會尤其有效。對金錢的重視加上專制社會對其他原則公開討論的限制導致了這個社會公共價值的貧瘠。哈維爾曾寫道，在“后極權社會”中，由官方編造的謊言無所不在，形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第二種版本”。八九民運學生領袖沈彤的看法呼應了哈維爾的觀點，他認為，“生活在一個警察國家的現實便是你生活在一個巨大的公開的謊言之中”。同是學生領袖現在是學者的王丹觀察到，人們會“下意識地撒謊”，他的解釋是，人們之所以會這樣並非出於自己的錯誤，而是因為他們逐漸習慣了謊言。對發財致富大加頌揚的中國的確與哈維爾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但是這樣的中國並不比天鵝絨革命前的捷克斯洛伐克更好。西方政治家曾經樂觀地認為追逐金錢會銷蝕謊言，但是在現在的中國，對金錢的狂熱在一些方面令謊言得到加固。

從中國的新有產階級現在的做法來看，他們似乎在摸索著，想去找到“新有產階級”應當怎樣表現。在毛時代的中國，人們通過漫畫來了解資產階級肆意揮霍的生活，這樣的漫畫中會出現食物、飲品、性、锃亮的皮鞋、漂亮的手錶、光滑的車等等，這些統統都是邪惡的東西。毛時代之後，人們迎來了“致富光榮”的時代，人們想知道有了錢該幹什麼，于是拿過來揭露資產階級腐朽生活的漫畫來指導自己，漫畫里锃亮的皮鞋、漂亮的手錶、光滑的車現在都成了好東西，不再是邪惡的了。中國的富人們在巴厘島和巴黎縱情玩樂，在這些地方他們購買的香奈兒香水和路易威登手袋等奢侈品總價值領先于世界其他地方。

要形容這一新富階層，“物質主義”一詞可能並不準確，因為這種亞文化不一定需要實際物品。“外觀主義”這個詞可能更好。這些人活動的最終目的並不是一個路易威登的手袋，而是向別人展示自己有一個真品手袋（不是許多國內中國人使用的假貨）。如果展示的目的達到了，那麼這個手袋的功用也就實現了，手袋本身只是手段。外表才是最重要的。隨著這種亞文化的流行，對這種亞文化的諷刺也隨之盛行起來，在這種諷刺中可以看到中國的希望。近年來，大量在人們口口相傳的笑話和網上的段子將炮火對準虛假的一切：假牛奶，假酒，假古董，假照片，假歷史，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假唱等等，甚至動物園里的獅子都是假的（由一只大狗假扮）。余華譏諷道，你唯一知道是真東西是假的假東西。

然而，幾乎所有的諷刺都是私下進行的，如果公開進行諷刺，那麼一定是匿名的。很少人會冒險在公共場合出於原則對政府表達反對意見。中共當局稱其為“異議”，人們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人們覺得保持低調更聰明，他們也許會在私下憤怒譴責中共，但在公開場合絕不“惹是生非”。人們會把異議者當成怪人看，認為他們是一些為自己利益算計的可憐人，有時他們的家人也會這樣去看他們。他們的朋友和鄰居會和他們保持距離，其原因並非中共當局所聲稱的是出於觀點不同，而是因為害怕被牽連。王丹作為持不同政見者聞名全國后，有一次他去他父親的故鄉探親，人們把守村莊入口，不讓他靠近。

一些中國人接受中共的謊言，而另一些人則假裝接受，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區分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無論是真的接受還是假裝接受，這些人的自我利益都得到保護，他們是“正常”社會的成員。正如何曉清在《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中所言，到最後，中國現在“這一代人根本無法想像一個年輕人會為自己的理想而犧牲的社會”。

然而，在更深的層面，中國人跟任何國家的人一樣，在一個建立在謊言之上的體制中生活令他們沒有安全感。富人們將錢存到國外，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國外受教育。2013年，多個調查和報告顯示中國人（尤其是富人）全家移民數量劇增，窮人如果有條件也肯定會選擇移民。

我們不能說1989年的屠殺是導致今天中國道德滑坡的全部原因。中共官方語言的虛偽導致了犬儒主義，而這種虛偽的官方語言則源於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9至1962年由“大躍進”導致的饑荒歲月中。“我們內心深處都有災難”，這種災難讓人們“瞪著毫無生氣的眼睛看著世界，快步往前走”，好像“無處可去，無處可藏”（引號內是艾未未的話）。毛澤東對造成這樣的災難的責任遠遠超過鄧小平。然而，1989年的屠殺是一個轉折點。若沒有這場屠殺，中國人不會服從於鄧小平的“要錢可以，要理想不行”（這個政策奠定了我們今天看到發生在中國的一切的基礎）。自1989年以來，中共政權對中國民眾的恫嚇便是建立在屠殺催生的恐懼之上，這種恐懼在人們內心深處，鮮被明確提及，卻已經為人們所習慣。

幾個星期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這樣写道：

極權主義強加於中國、俄羅斯和古巴之上的落後令人感到莫大的悲傷。較之於共產主義給這些國家在公民社會、文化以及政治上帶來的阻礙，再較之於其給它們充分利用自己所有的資源，實現涵蓋民主、法治和自由的現代社會帶來的至今仍然存在的障礙，共產主義給這些國家可能帶來的任何社會進步都不值一提。老的共產主義模式已經死亡并被埋葬，這再清楚不過，但是，這些國家需要很多時間并付出很大犧牲才能擺脫它的陰魂。

鄧小平在1989年的屠殺后宣佈中國人需要接受“教育”，他的政府隨之系統地開展各項工作，撲滅中國人在政治上的熱望，將他們塑造成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熱愛金錢的臣民。鄧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可能是在向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致敬。布萊希特曾這樣寫道：“人們若對政府失去信心，那麼政府則當解散人民，重新任命人民。”從長遠來看，中共政權的策略似乎很難成功，但是只要它嘗試去做，那麼不僅中國，整個世界都要為此付出代價，這個不斷增加的代價可能會很可怕。

本文改編自林培瑞為何曉清(Rowena He) 的《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聲音》一書所寫的前言，

該書将在本週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

2014年3月31日，下午4时12分

原载《纵览中国》